看到《灣生回家》作者田中實加被爆不是日本人,而遭到連串批判,甚至出版社也被批作假,我心中只想到一部拍攝於1981年的電影《假如我是真的》。

活過1980年代的人應該都不陌生。《假如我是真的》原劇本作者是沙葉新,導演為王童,演員是當時青春小生譚詠麟、胡冠珍,電影主題曲由鄧麗君主唱。故事描述一個貧窮的下鄉青年,因為女朋友懷孕,回上海見面,卻遭到排擠。不料陰錯陽差,被人誤認為是某軍方高幹子弟,於是各方人馬追捧,奉若上賓,深怕沒攀上關係。故事的結局當然是他被拆穿,在眾人的唾棄下入獄,他的女朋友羞愧自殺,他在獄中也自殺,只獄壁上留下6字:「假如我是真的」。
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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那故事要反諷的是一個崇官僚、尚特權、走後門、靠關係的社會。故事的最後,原著沙葉新讓受審者在法庭上說出一句話:「我錯就錯在我是個假的。假如我是真的,我真的是張老或者其他首長的兒子,那我所做的一切就將會是完全合法的。」

那麼,來看看《灣生回家》吧。田中實加本不是一個日本人,更不是灣生的後代。但她冒用這個身分,整個人彷彿比台灣人「高了一等」,不僅有了故事性,她的各種奮鬥,包括拍片過程中尋找資金、尋求協助、影片行銷、書籍行銷等,就帶有一種傳奇性,彷彿他們是日本當年的移民者留傳於台灣的、那流著日本之血的後裔。

那故事背後所隱含的意味是:日本人真愛台灣啊,不僅把台灣當成了殖民地,還當成朝思暮想的故鄉,所以他們叫「灣生」。那種「愛台灣」的意識,於是如《海角七號》裡,那一堆永遠無法到達的信一般,堆積著一個離去的殖民者,對他失去的殖民地的永遠的懸念。然而,真實的台灣,卻如恆春的老婆婆,成為永久被遺棄的人,一個等待被愛的可憐角色。這難道不正是台灣現在的隱喻嗎?

但真相是:一個是殖濾水器 光頭水民者,一個是被殖民者。二者的身分與地位,從來也未曾平等過。當年移民台灣的日本人,他們的地位與獲得的資源,從來就是數倍於台灣人,這一點,日本政府從未遺忘。

看看日本人自己的記載。1917年,適齡兒童就學率,日本人是92.03%,而台灣本島人是6.64%;到了1935年,也就是統治台灣40年之後,日本兒童就學率已經達到99.26%,而台灣本島人只有41.10%。什麼是不平等?什麼是二等公民?這還需要解釋嗎?

更不必說1930年之後,殖民政府對台灣社會運動者進行大逮捕,文化協會的知識分子、農民組合的幹部被抓進牢裡,甚至不少人硬生生被刑求致死,導致農民組合的幹部在獄中舉辦追思會。

也就是這些反抗的台灣人正在獄中受難的時候,還是有人在平行的時空中,台北印著唱盤,跳著歌舞,彷彿台北是歌舞昇平的太平盛世。那就是十幾年前所出的紀錄片,名為《跳舞時代》。

我有時看著這些紀錄片,彷彿那是兩個台灣。一邊是受難受苦的庶民百姓,一邊是有錢有閒的上流社會。是的。它們都是真實的存在,但為什麼有人選擇記憶這些?有人記憶那些?日據時代的歷史記憶,為何如此斷裂、如此破碎?這樣歌頌著日本殖民者的功德,甚至還重建日本神社,要如何對得起當年為了捍衛自己的傳統信仰、祖宗牌位而奮然對抗日本神道的先人?那些死於日本人獄中的農民運動青年,難道就不如一個移民來台的灣生?有這樣甘於懷念二等公民、懷念軍國主義統治時代的成年人,那麼,高中生要把納粹當偶像裝扮,有什麼可訝異的?

回到田中實加吧,她只是一個悲哀的「假日本人」,一個想當日本人想瘋了的台灣人,這樣的人,在台灣社會還少嗎?「這個國家」和這個政府,如果核災食品都想進口,那面對田中實加的「變形記」,又有什麼可駭異的?它只是一個沒擺脫二等公民意識的殖民地社會的傷痕之再現而已。(作者為作家)

(中國時報)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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張人盈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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